日前，由武汉大学、人民出版社、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长江金融工程研究院、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承办的“2018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在北京举行。这一论坛从201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泰岩、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国务院参事汤敏、世界银行专家郑康彬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宏观金融工程理论及中国与全球宏观金融风险的相关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教授基于《2018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一书对中国与全球经济形势及宏观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认为，2017年全球经济总体复苏好转，贸易和投资活动日益活跃，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但在高增长背后的各类风险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累积。中国2017年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经济增速达到6.8%，为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横向对比来看，中国2017年的增速位于金砖五国之首，是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整体国民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型动能加快成长，投资结构逐步优化。但隐藏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金融风险仍然不可忽视。

从全球角度看，宏观风险主要表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高企，美国2017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86.91%，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体和巴西、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负债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2017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助推了债务的膨胀；拉丁美洲新型经济体通货膨胀有所改善，但未得到根本扭转，阿根廷2017年通胀率仍然高达25.35%，滥发货币、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是南美洲高通胀的重要原因，高居不下的通胀率将瓦解投资信心，阻碍经济发展；2017年美元走低，欧元和新兴经济体货币表现强势，但进入2018年以来，美元指数走势反转，美元升值预期强烈，美债收益率推高，资本回流，新兴国家货币波动幅度增大。201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但2018年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汇率危机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也不得不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汇率下跌趋势。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刺破资产泡沫的风险，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金融领域的风险将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力度难以延续。从中国国内来看，经济金融领域的宏观风险依然存在：第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并未根本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未得到完全的遏止，实体经济长期资金形成机制不足；第二，改革进程中的隐性风险的逐步显性化；第三，对外开放进程中金融行业受到的外部冲击逐渐加大。

为此，叶永刚提出八大政策建议：第一，确定金融领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寻找防风险和稳增长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中求进，推动经济增长；第二，发展以区域股权市场为突破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实行区域股权市场与区域金融工程的联动，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第三，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度，增加市场活力，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整体的把控，推动经济上扬；第四，继续加大力度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尤其是要强化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监测与管控；第五，启动乡村振兴金融工程，以金融支持乡村企业，以乡村企业带动农户发展，实现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第六，创新科技金融工程，扩大科技产业的融资渠道，提升金融对科创产业的支撑力度；第七，建设并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和产业基金体系，综合化解企业融资难题；第八，增强货币互换力度，扩大人民币结算领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走向更高层次。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杨再平秘书长参与研讨，他认为，目前中国从战略机遇期转向战略挤压期，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较量引人注目，在应对措施上应该重视国内市场经营，注重产业更新升级，加速原创科技成果创新，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加快教育体系改革，比如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高端科研、企业家人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以“金融危机要来了吗”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鉴于中国当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贸易战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压力，加快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结构改革才是关键。王擎同时总结了货币政策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都会催生新的理论革命，未来国际经济的摩擦和协调都会增强，基于全球协调下的宏观经济学更为重要，在新思维下寻求“全球共治”可能是现实的出路。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范小云教授介绍了团队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的研究。她提出，相较于传统的金融风险管理手段，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风险管理领域将大有可为，倡导探索人工智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应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教授以“新金融开放与风险管理”为题发表演讲。他基于新金融开放的特征，建议建立公正高效的监管体系，重点培养金融监管人才，厚植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建立汇率目标区，适当资本管制。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长江教授从剖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入手，提出“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比如政府规模、垄断与行业保护、不合理的诸多管制等，因此需要处理好改革与高估之间的对冲、增长与高估之间的对冲、升级与高估之间的对冲。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关于“贸易摩擦、经济开放度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将贸易条件、实际汇率以及国际风险分担条件相结合，成功刻画出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他们发现：在贸易摩擦中，本国政府适度放松资本管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引起实际汇率贬值，促进经济发展；在贸易摩擦期间，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刺激产出增长。